这个故事讽刺了裁判官的敲诈勒索，无孔不入；只是着墨不多，就象作者自己所说的：“象蚊子那样叮人一口”罢了。但是试想，随口一句戏言，竟可以无限上纲，和洪水猛兽般的异端邪说联系起来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从这里不是可以嗅出一股可怕的血腥味儿来吗？再说，在酒店里的一句话，立即传到裁判官的耳朵里，异教裁判所难道是天主教会蓄养的一头反革命嗅觉特别灵的猎狗吗？
中世纪的欧洲，没有宗教自由，信仰自由，意味着在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下，没有思想自由，一切真理的探索都被宣判为异端邪说，受到了残酷的镇压。历史上的异教裁判所，罪恶累累，令人发指，岂仅是象流氓般敲诈勒索而已。这本是很值得一写的创作题材，但是在天主教会还是气焰万丈的当时，这样的题材又有它特殊的敏感性。卜伽丘下笔之际，恐怕很费踌躇，不能不有所顾虑。
因此。我们可以注意到，“三个戒指”的故事和绝大多数故事不一样，它的故事背景不是在当时当地的佛罗伦萨，不是在意大利，也不是在欧洲，而是在中古时代的非洲；这是说，尽可能在表面上和作者当前的现实生活的距离拉得开一些，好逃避天主教会的鹰犬们的耳目。
作者让一个住在非洲的犹太人讲一个故事：一位父亲，为了不厚此薄彼，把三个一摸一样，不辨真伪的戒指交给三个儿子。其中一个是祖传的，是族长的权威的象征，其余两个是仿造的。但是谁还能说得明白，他拿到的是真正祖传的戒指呢？结论是：
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也跟这情形一样。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；大家都以为自己的信仰才算正宗呢。他们全部以为自己才是天父的继承人，各自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，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义、真正的戒律。这问题之难于解决，就象是那三只戒指一样叫人无从下个判断。
这一段话放在故事中间，无非表明犹太人的回答十分得体，无所偏倚，不落把柄，因此他用以逃脱了苏丹设下的圈套。这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好例子，呼应着故事的开场白，所谓聪明人“往往能凭着智慧，安然渡过险境”。但是结合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的背景，那么可以说，作者在这里转弯抹角地呼吁宗教上的宽容。如果无所谓“正宗”，自然也就不存在“异端”，思想统治，**迫害，也就失去了神学上的根据。因此实际上，作者在这里隐隐地为思想自由的权利而呼吁。
就批判精神而言，这个海外故事和《十日谈》其他篇幅其实是相呼应的；但是就题材的特殊性而言，则全书一百个故事中，仅此一篇而已。作者再没有就同一题材作进一步发挥；神学批判没有能提高为**批判，――处理这样特殊敏感的题材，作者还有些羞羞答答。同样，写异教裁判所的，也只有第一天故事第六而已。这表明作者的顾虑很大，当时历史条件的还不成熟。这里是教会所设下的一个禁区，作者稍一接触，便不得不回避过去了。
与之相反，作者不惜笔墨，一再用重墨渲染的是一组“修道院里的故事”（或者不如说，“修道院的内幕”）。紧接在“三个戒指”后面的就是“院长的‘苦修’”――全书第四个故事：一个小修士犯了色戒，本应当受到严厉惩罚。但是在他低头向修道院长认罪的当儿，巧妙地给了院长一个暗示：你别装模作样吧，你自己的手脚并不干净，你也犯了同样的戒律。他终于逃过了一顿责罚。
在“小修女的故事”（第九天故事第二）中，那女修道院院长的形象更其可笑。她匆忙之中，拿起教士（她的情夫）的短裤当作自己的头巾，就往头上一套，来到大厅审问一个犯奸的小修女，她当着全体修女，拍手顿足、声色俱厉地把小修女骂了一顿。还口口声声非严办不可。那修女抬头一看，只见女院长的头上有两条吊抹带，不住地在晃动，心里顿时明白，那位道貌岸然的女院长暗中干的什么好事。于是用一句话就打落了她的威风：“请你先把头巾扎好，再跟我说话吧！”
可以看得出，对于那个违反教规的小修女，作者并没有谴责的意思，因为那jinyu主义的冷酷的戒律是强加于她的。
很有些闹剧意味的是“哑巴的故事”（第三天故事第一）。在一座以圣洁著称的女修道院里，全体修女，以至她们的院长，从下到上，串成一起。都犯了色戒，合养一个哑巴男人。修道院非但没有坏了名声，却反而让人们相信，由于她们虔诚的祷告和圣徒的恩典，修道院里降临奇迹了。
作者写这些故事仅仅是为了博读者一粲吗？是有意卖弄低级趣味吗？当然不是。这里是作者和腐败的天主教会作斗争的另一个方面。
欧洲人民反封建制度的斗争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总是首先把矛头针对天主教会；而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统治，又往往通过反jinyu主义这一方式表现出来。这是因为jinyu主义组成了天主教教义的核心思想。
为了给陷于极端贫困的劳动人民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，使他们丧失斗争的意志，永远甘心于被压迫的命运，天主教会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人们对于天堂的幸福的幻想；要人们相信，人世是罪恶的深渊，是苦海；人生的真谛就是忍饥挨饿，jinyu苦修，为了天国的“幸福”而否定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欢乐。在全书第一个故事里，我们看到，连口渴了多喝几口清水，现成为必须忏悔的罪孽。男女的结合。只是为了替神圣的教堂繁殖善良的信徒，好尊荣上帝。这样才好把有罪的肉yu减为轻罪。总之，拿天国的爱代替生活的热爱，拿神爱代替情爱，拿神性否定人性――这就是把贫困、苦难神圣化了的、产生于黑暗的中世纪的jinyu主义。
受欺骗、被蒙蔽的广大人民群众把人世看做了苦海，甘心过着牛马的生活，少数封建特权阶级岂不更可以为所欲为，过着荒*无耻的生活了。所以，在“jinyu”的背后就是“纵欲”。作者非常懂得这个道理。他看透了天主教会玩弄的是什么卑鄙的伎俩。那些僧徒借神圣的名义，“谴责人们心中的*念，就为了把这班罪徒从女人身边吓跑，那娘儿们就好归他们自己受用”。
请看“愚夫修行”的故事（第三天故事第四）吧：这故事的讽刺性在这一点上形象特别鲜明：jinyu和纵欲，只是一板之隔――在门外，那丈夫听信了教士的指点，彻夜苦修；在室内，那教士就趁机勾引他的妻子。那个精神上中毒太深的愚夫，一心要修成正果进入天堂，却不知道他这种愚行正好引狼入室，把坏人送进了天堂！
卜伽丘写了许多故事揭露天主教会的男盗女娼，对于他，这成了反对天主教的梦欲主义的一种特殊有效的斗争手段。人文主义者在反对天主教会时。大胆地提倡“人性”，反对“神性”；提倡“人道”，反对“神道”；提倡“个性解放”，反对“宗教桎梏”；要现实生活中的幸福，不要教会的jinyu主义和幻想中的天国的“幸福”。他真诚地希望，只消把这些精神枷锁都打破了，人们将会为他们新的发现而欢呼：原来幸福在人间！
这一股反对“神性”、“神道”、宗教桎梏的批判精神，在《十日谈》的开头四个故事里，很集中很充分地体现出来了。这批判的精神也在其他许多故事里得到响应。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看作者又是怎样正面宣扬“人性”，提倡“人道”，宣传生活的幸福的。其实可以说，作者的批判的火力，正是来自他对于“人性”和“人道”的信念，来自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。
作者显然认为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人的天性就会显示出来，不可窒灭，也无从回避。他在第四天开头特地安排一个小插曲，很有意思。有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青年，跟着父亲下山进城，这才生乎第一次看到了一群女人。父亲是个死心塌地皈依天主的教徒，不许儿子去看一眼女人，吓唬说。它们叫“绿鹅”，它们都是祸水。谁知儿子却说道：“亲爸爸，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！”他连“女人”这个名词都不知道，但是他却本能地觉得，在这一天接触的许许多多新鲜事物中，最美、最动人的就是“绿鹅”了。老头儿这时才恍然大悟：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宗教戒规要强多了。
作者接着发表的一段感想，充分表达了“人性”必须从jinyu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，这一可贵的人文主义的思想：
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，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。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，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，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。
假使我们不过于计较“痴女修道”（第三天故事第十）写得太粗野了些，那么这个故事（其实是一篇出色的寓言）在当时显然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：人性无所不在，不可窒灭，也无从躲避；哪怕你迎到深山僻野、渺无人迹的荒漠中、一心刻苦修行，也无济于事。一旦“人性”借着一个少女的丰满的肉体呈现在那个可怜的修道士眼前，他就抵挡不住了，只能抛弃他的“神性”，屈服了事。神圣的jinyu主义变成了一个粗野的大笑话，作者的挖苦真是到了家！
作者在许多故事里都写到了人性。“菲莉芭胜诉”（第六天故事第六）虽然简单，却有代表性。从前有一条严酷的法律，妇女犯奸，一律活焚。美貌多情的菲莉芭在法庭上受审时，却神色从容，侃侃而谈。本来是个犯妇，反而成了控诉者，指责法律对于妇女的不公平。她不但逃过了惩罚。而且那条残酷的法律，经过她的指摘，从此作了修改。
这篇小故事从国家立法的角度接触到旧社会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，这是很有见地的，同情受压迫的妇女的立场也是明显的。当然作者并不懂得，只有在**地位、经济地位上翻了身，妇女才有真正的平等和独立可言，因此在他的笔下，法庭不象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**工具，倒象是一个表现人文主义者的愿望的“人性的法庭”了(正好和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的“理性的法庭”相媲美）。只有在这样一个“人性的法庭”里，损害夫权的菲莉芭才能拿满足天然的生理要求为理由，竟取得了胜诉。
人性，是人文主义者在反jinyu主义时高举起的一面大旗；人性，是人文主义者审判天主教会的罪行的法庭。而人性，在作者笔下突出地表现在男女的爱情上。卜伽丘给予爱情以新的评价，把它看作一种新的道德，新的人伦。纯洁的恋爱是至性至情的流露，无可非议、正大光明，应该受到祝福。
天主教会把任务看作邪恶的肉yu，而人文主义者的卜伽丘却一再在他的故事中表明，纯洁的爱情是人生中的一种积极的因素，幸福的泉源。富家子弟西蒙本是愚鲁无知，“与其说他象个人，不如说他象头畜生”，严父良师的训导都教不好他。但是爱神却“执行了他启蒙点化的职司”，自从他对一个美丽的姑娘一见钟情之后，他那颗“顽石般的心给爱神的箭射穿了”，人就顿时开了窍，他天赋的聪明被解放出来了，成为才艺出众的年青绅士。（第五天故事第一）
卜伽丘笔下的绮思梦达郡主的形象使人难以忘怀。爱情使她变得坚强勇敢，打破了世俗偏见。她的私恋已经败露，她的情人被下在牢里，父王痛骂她不该和一个下贱的奴仆谈恋爱，她却毫无惧色地宣布自己始终如一地爱他，取使死了之后还要继续爱他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她打破了向来的封建门第观念，提出了一种对于人的新的评价标准。
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，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。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“贵”；否则就只能是“贱”。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，可并不是就此给抹煞掉，……
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，高傲的封建贵族向来唯我独尊，现在爱情鼓舞着绮思梦达要为她那可爱的、但是出身低微的情人争社会地位。她满怀激情地喊出了：请你看看满朝的贵人吧，打量一下他们的行为品德，再回头看看她的情人又是怎样一位人才，“只要你不存偏见，下一个判断，那么你准会承认，最高贵的是他，而你那班朝贵都只是些鄙夫而已。”如果想到作者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，那么郡主的这一番富于**思想的话，很可以说是为即将脱颖而出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所作的不平之鸣，他们不能再容忍封建特权阶级永远高高在上，垄断一切社会权利了。“绮思梦达殉情记”（第四天故事一）无疑是《十日谈》中最富于社会意义的故事之一。
在前面提到的“绿鹅”这一小插曲里，老子把妇女看作洪水猛兽，躲避唯恐不及；儿子却偏把“绿鹅”看作人间最可爱的宠物，要抱一头“绿鹅”上山。这正好具体而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里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。封建社会宣扬男尊女卑，把妇女看作罪恶的根源，这和天主教会的jinyu主义有密切关联。来自中世纪的“所罗门的指示”（第九天故事第九）更把虐待妇女当作人生的智慧所总结出来的一条好经验：“好马、劣马，总少不了一对踢马刺；好娘子、坏娘子。都需要一根木棍子。”
卜伽丘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，对于妇女显示了可贵的同情和尊重。他的巨著《十日谈》一开始就在序言中声明这部作品是为妇女而写作、是献给“整天守在闺房的小天地内”的妇女的。对妇女的崇拜，和用他的笔跟封建势力作战到底的决心，在他心目中几乎成了一回事。
在《十日谈》里；有许多故事都是赞扬妇女的善良、深情、机智。前面介绍的“绮思梦达殉情记”，女主人公不仅情深如海，坚强勇敢，而且还善于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。“洗冤记”（第二天故事第九）中的女主人公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一位蒙受不白之冤的商人的妻子，死里逃生，被迫剪了头发，改扮成水手模样，漂流异域，她历尽艰险、终于以非凡的才于替自己报仇雪恨，恢复了自己的清白声誉，同时恢复了她本来的女性身分，受到人们的尊敬。这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，莎土比亚的晚期喜剧《辛白林》就是根据这一故事题材写成的。
此外，象“母鸡宴”（第一天故事第五）中的侯爵夫人，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很有光彩的形象，她没有在尊贵和权势前屈服，而是运用机智，凭一句得体而又俏皮的双关语，挡佳了法兰西国王对她的非分之想，保卫住自己的声誉。与之相类似的还有“教士出丑”（第八天故事第四）中那位洁身自好的寡妇，她聪明、沉着，略施小计。把那好色又狂妄的教士玩弄在掌股之上，还叫他当众出丑，受到应有的惩罚。
值得一提的是“可怜的莉莎贝达”（第四天故事第五）。这是小市民阶层中的一对苦命鸳鸯的故事。在那个时代里，一个柔弱的姑娘是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，家中的父兄管教着她，统治着她，她的冲破权势和金钱观念的私恋往往落到悲剧性的结局。一对青年男女怎样两情相悦，作者并没多费笔墨，故事的叙述差不多就从那悲剧性的结局（情人被凶残的哥哥杀害了）展开的，情节简单，因此写得很集中，卜伽丘把满腔同情都倾注在那个失去了爱情就活不下去的姑娘身上。整个故事就象一首气氛浓郁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叙情诗，充分展示了那个少女内心所经历的焦急、忧虑、悲痛和绝望的痴恋……。最后，这个以泪洗脸、以泪浇花的姑娘，终于以身殉情。一幕民间的爱情悲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；也是临到结局，作者忽然添上了几行民谣，余者袅袅，浪漫气息的诗意继续在荡漾，好象告诉读者，这凄苦的爱情并没有在人间消失。还在人们的口头流传着。五个世纪后，英国优秀的浪漫派诗人济慈根据这个故事，写下了著名的故事诗《伊莎蓓拉》。
最后，不能不说一说，卜伽丘对于生活的热爱所表现的另一个方面：幽默和笑声。只有一个心胸开阔、热爱生活的时代新人，才会处处流露出一种不可抑制的幽默感，发出一阵阵明朗健康的笑声。不妨拿第六天的一组故事作例子。这些故事，除了前面提到的“煤炭变圣物”外，都特别短小，不过一二千字光景，而且几乎连故事情节都没有，更谈不上有多大思想意义了，象故事第五、第六、无非是一些生活片断、生活小景罢了（两个朋友同行，途中遇雨；几个青年七嘴八舌地打了个赌）。但是我们看，作者走出书斋，忘了自己学者的身分，混杂在一群嘻嘻哈哈的市民中间，不避琐碎、粗浅，却把他看到听到的津律有味地记录了下来。很显然，他希望读者也能欣赏这些小故事。欣赏什么呢？――它们的风味。这里有笑声，有幽默感。有现实生活的亲切气息，还有一份对生活的热爱。那雨中的两个朋友，一副狼狈相，却偏又你笑我，我笑你，此情此景，真可以当作一幅绝妙的幽默画。至于故事第六里多少包含首一点朴素的进化论思想，还有一点对上帝不够尊敬（最古老的最简陋，上帝造人，开始还是个手艺不高明的新手），那倒还是其次的事。
前面结合着时代背景，介绍《十日谈》思想意义，强调的是它的富于战斗性的一面，因此容易想象为这是一部近乎怒目金刚式的作品。可是《十日谈》也是一部很有风味的作品，洋溢着幽默和笑声，富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温暖的人情味啊――讽刺和幽默，这两个特点，其实在全书一开始、第一个故事“歹徒升天”中已同时显示出来了；它仍统一于卜伽丘对生活的热爱，对人间幸福的信仰。
三
象任何历史上的优秀作品一样，《十日谈》自然也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，有它的局限性。
《十日谈》是作者设想的一个故事会，参加的十个青年都是出身名门、富有教养的绅士淑女。他们人数不多，远离了芸芸众生，在世外桃源似的园林里，除了唱歌、跳舞、谈笑外。过着无所事事的悠闲日子，每人身边还有仆人侍侯。这讲故事的小圈子俨然是一个小型的上层社会。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清新意境，以及人文主义者和人民群众还有一段不小距离的圈点，在《十日谈》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上，同时反映了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