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以图校安南，日在天顶北二度四分，极高二十度四分。冬至晷七尺九寸四分，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，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，差阳城十四度三分，其径五千二十三里。至林邑，日在天顶北六度六分强，极高十七度四分，周圆三十五度，常见不隐。冬至晷六尺九寸，定春秋分二尺八寸五分，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，其径六千一百一十二里。若令距阳城而北，至铁勒之地，亦差十七度四分，与林邑正等，则五月日在天顶南二十七度四分，极高五十二度，周圆百四度，常见不隐。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，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，定春秋分晷五尺八寸七分。其没地才十五余度，夕没亥西，晨出丑东，校其里数，已在回纥之北，又南距洛阳九千八百一十五里，则极长之昼，其夕常明。然则骨利干犹在其南矣。
吴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传，以戴日下万五千里为句股，斜射阳城，考周径之率以揆天度，当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余。今测日晷，距阳城五千里，已在戴日之南，则一度之广皆三分减二，南北极相去八万里，其径五万里。宇宙之广，岂若是乎？然则蕃之术，以蠡测海者也。
古人所以恃句股术，谓其有证于近事。顾未知目视不能及远，远则微差，其差不已，遂与术错。譬游于太湖，广袤不盈百里，见日月朝夕出入湖中；及其浮于巨海，不知几千万里，犹见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。若于朝夕之际，俱设重差而望之，必将大小之同术，无以分矣。横既有之，纵亦宜然。
又若树两表，南北相距十里，其崇皆数十里，置大炬于南表之端，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，则当无影。试从南表之下，仰望北表之端，必将积微分之差，渐与南表参合。表首参合，则置炬于其上，亦当无影矣。又置大炬于北表之端，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，则当无影。试从北表之下，仰望南表之端，又将积微分之差，渐与北表参合。表首参合，则置炬于其上，亦当无影矣。复于二表间更植八尺之木，仰而望之，则表首环屈相合。若置火炬于两表之端，皆当无影矣。夫数十里之高与十里之广，然犹斜射之影与仰望不殊。今欲凭晷差以指远近高下，尚不可知，而况稽周天里步于不测之中，又可必乎？十三年，南至，岱宗礼毕，自上传呼万岁，声闻于下。时山下夜漏未尽，自日观东望，日已渐高。据历法，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，然则山上所差凡三刻余。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后，春分夜刻同立夏之后。自岳趾升泰坛仅二十里，而昼夜之差一节。设使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句股术，固不知其所以然，况八尺之表乎！
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，将以节宣和气，转相物宜，不在于辰次之周径。其所以重历数之意，将欲恭授人时，钦若乾象，不在于浑、盖之是非。若乃述无稽之法于视听之所不及，则君子当阙疑而不议也。而或者各守所传之器以术天体，谓浑元可任数而测，大象可运算而窥。终以六家之说，迭为矛盾，诚以为盖天邪？则南方之度渐狭；果以为浑天邪？则北方之极浸高。此二者，又浑、盖之家尽智毕议，未能有以通其说也。则王仲任、葛稚川之徒，区区于异同之辨，何益人伦之化哉。凡晷差，冬夏不同，南北亦异，先儒一以里数齐之，遂失其实。今更为《覆矩图》，南自丹穴，北暨幽都，每极移一度，辄累其差，可以稽日食之多少，定昼夜之长短，而天下之晷，皆协其数矣。
昭宗时，太子少詹事边冈，脩历术，服其精粹，以为不刊之数也。